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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35周岁”早已是博士应聘高校教职时的常见门槛，而近年来，这个数据在一些高校还有下行至32周岁的趋势。

假设一个人进入本科阶段就读时的年龄刚好18岁，在经历本科4年、硕士2-3年、博士4-6年的学习后，他博士毕业时的年龄理论上大概在28-31岁。

而一旦本硕博期间存在任何空档期，比如就业、考研二战等，或者延毕时间过长，博士毕业时的年龄基本就能超过33岁，甚至35岁。而当35周岁成为多数高校招聘“青椒”时的普遍年龄门槛，“大龄博士”们只能止步高校教职。

在成为“青椒”之前

“非升即走”是高校在人才聘任时广泛采用的制度。这一制度一般是针对青年教师的“讲师—副教授”阶段，采取预聘制，即达不到考核要求就不再续聘，以倒逼“青椒”们出成果。随着博士生扩招，“博士帽”年年增多，学术岗位的数量却相对稳定，在博士毕业人数超过学术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博士止步于高校教职，难以触碰到“非升即走”的门槛。首先被拦在门槛之外的，就是“大龄博士”。

在“博士互助组——今天你毕业了吗”的豆瓣小组上，不少年龄已30+的在读博士生戏称自己为“大龄博士”。根据部分高校2024年的人才招聘启事，在学术岗位对青年人才的年龄要求大多在35周岁以下，针对特别优秀的人才也可放宽至40周岁。

但也有部分高校已经将应聘年龄下调至32周岁，比如某东北“双一流"就明确要求应聘讲师（助教）的博士应届毕业生不超过32周岁（建筑类学科不超过33周岁），另一所北方“双一流”在预聘青年教师时要求不超过30周岁，特别优秀者可放宽至35周岁，以及某南方211在招聘师资博士后和讲师/助理研究员时均要求不超过32周岁。

为了尽可能避免年龄“一刀切”错失人才，高校在招聘时也会考虑更多，比如针对不同学科区分年龄限制。此外，不少学校也表示针对“特别优秀者”亦可放宽，但具体如何界定这类人才仍是语焉不详的。唯一明确的是，通过“特别优秀者”和“原则上不得超过……”等暂时缺少明确定义的语汇，我们也能看出高校在制定标准时的审慎。

总体上越来越严苛的年龄标准让博士生们走得越来越难。不少博士生选择读博时的年龄本就不小，在“博士互助”的豆瓣小组里，就有人表示自己是工作两年后才申请的博士，28岁开始读博，学制五年，如果能顺利毕业也将33岁了，还有人犹豫大龄（32岁）读博的必要性。而在博士生未按期毕业率常年维持在60%以上的情况下，博士毕业年龄30+已是常态。

摆在大龄博士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继续走学术职业，但前景可能是“高不成，低不就”；二是走非学术职业，进企业、党政机关，但彼时，“大龄”和博士的学历都有可能成为对其就业的另一种限制。

留给博士们的时间，本就不多

在各行各业，年龄门槛都不是个稀罕物。在学术圈，尤其是科研圈，35岁更是个无法回避的时间节点。

去年11月，有网友曾在中国政府网留言建议“放宽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年龄限制”，建议中提到“超龄博士”无法申请该项目，希望能够以毕业年限（如5年内）作为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青年基金”）项目的申报条件。

青年基金要求申请当年男性申请人未满 35周岁、女性未满 40 周岁，这一限制在潜移默化中将压力传导给了高校。在博士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高校招聘青年学者的要求也水涨船高。而因相对优秀青年、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其他项目在课题经历、工作时长、团队等方面的要求并不高，青年基金已成为大批博士、青年教师们的必争之地，竞争更加激烈。

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2023年度报告显示，2023年度青年基金接受申请134305项，批准资助的共22879项，资助率仅为17.04%。随着青年人才规模扩大，申请项目数已经从2014年的6万余项增长至去年的13万余项，与此同时，资助率逐步收紧，批准资助项目数整体增长幅度并不高。

高校对青年教师的考核标准各有不同，但通常覆盖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甚至是科研到账经费等方面，考核结果达到“合格”或“良好”可进入下个聘期，如青年基金等重要项目的成功申报无疑能为自己的晋升增加砝码。

预聘制（“非升即走”制度）一般包含两个聘期，每个聘期为三年，在预聘制之下，如果一名30岁左右走上高校讲师岗的博士想要保留教职，就得卡着时间在35岁前申请各种基金项目，在36岁前完成晋升。

在一环扣一环的发论文、申项目、毕业、找工作的流程中，可以说，35岁前的“黄金时间”几乎是决定博士生是否能在高校任职或长期任职的关键，而对于33+、35+的大龄博士来说，做出科研成果的时间被进一步压缩，能否触到“非升即走”的门槛都未可知，“35”成了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出路，在哪儿？

以年龄为基础的“一刀切”硬性要求，给想进入高教界的青年人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也给大龄博士生制造了某种社会性焦虑。学术性是博士培养的第一属性，博士毕业后走上学术岗位曾是“想当然”的典型路径，但近年来，更多人走上了非学术岗位。

一篇有关博士就业发展多样化的期刊文章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扩招的前3年（1996—1998年），75%的博士毕业生都就业于高校，然而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博士毕业生在高等教育单位的任职比例已低于50%，到企业、党政机关等就业的比例却逐年攀升。

类似的统计在更早之前一篇有关我国“双⼀流”大学博士毕业生就业特征分析的文章中也可以见到，根据研究，2017年博士就业去向统计结果显示，升学已经成为博士毕业生的重要去向。学术劳动力市场日益饱和迫使博士毕业生通过博士后阶段避开博士就业高峰，顶尖研究型大学的部分学科已逐渐将博士后阶段作为入职的基本门槛。但在当时，学术性岗位依然占据半数以上。

博士毕业生多元化就业已是大势所趋。早在2017年，时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的鲍威便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针对国内超过2000名学术型博士学术就业志向的调查中，她发现具有非学术部门就业意向的博士生对学术职业“高负荷-高压力”特征有着最深刻的认知，加之高校教师岗位需求少和薪资竞争力不足，这些因素已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学术从业意向形成了冷却效应。

由于高校之间在待遇、平台等方面仍有差距，在进入高校后可能面临“高不成，低不就”前景的担忧之下，伴随着读博付出的隐性成本，更多博士也更倾向于选择用“高学历”换得“高薪”工作。而在另一面，高学历层次人才的入场也在无形中拔高了就业的整体门槛。

但博士进入企事业单位也并不那么容易。由于博士培养“重学术，轻专业”，更注重博士生学术能力，而忽视毕业博士知识可迁移能力的发展，所以博士们在走上非学术岗位后也难免会遇到岗位职责与自我设想差别较大、学术能力无法应用到企业之中等问题。

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我们在持续加强学术型博士培养的同时，应该大力加强专业型博士的培养，这是势在必行的。”去年年底在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的任友群也再次明确这一点。

对于大龄博士们来说，只是寻找一个出口或许都已经费尽全力。“在轮下”的处境使得他们在世俗评价标准上被认为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学术道路“要赶早”的普遍认知使其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大器晚成”在“非升即走”面前似乎也并不适用。那么，是否还要执着于走上高校教职，继续学术之路。故事的结局又会定格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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